宇宙各向异性论战:DESI星系分布与宇宙学原理的检验

《Nature》文章标题:Detection of anisotropic cosmic structures on a gigaparsec scale(十亿秒差距尺度上宇宙各向异性结构的探测)

作者:Francesco Sylos Labini, Marco Galoppo

发表日期:2026年6月24日

《arXiv》文章标题:The local galaxy distribution does not violate the cosmological principle(本地星系分布并未违背宇宙学原理)

作者:Till Sawala

Arxiv号:2607.01172


近日,宇宙学界久违地有一篇论文发表在著名学术期刊《Nature》上,但它的发表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恭贺与跟进,反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今天我们就来捋一捋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赶在该文撤稿之前。

这篇论文讨论的是利用宇宙大尺度结构(Large-Scale Structure, LSS)观测数据检验宇宙学原理的结果。这对我们公众号的读者来说大概不算陌生,因为我们此前的文章《宇宙大弧论战》就介绍过这个方向的一系列工作。但我们仍然将从头开始,先介绍宇宙学原理和大尺度结构的基本概念,再介绍这篇Nature论文的主要方法和发现,以及随后在arxiv上发表的纠错文章。最后,我将简单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宇宙学原理与大尺度结构

顾名思义,宇宙学原理是现代宇宙学的基石之一,可以说大部分现代宇宙学理论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这个假设。宇宙学原理主张:

在足够大的尺度上,宇宙在统计上是均匀且各向同性的。

这使得我们可以把宇宙的演化拆分成一个“背景”时空和在其上叠加的扰动,并且让这个背景时空具有很好的时空对称性,可以用相对简单的数学形式来描述。在具体的引力理论(比如广义相对论)下,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背景时空的形式代入引力场方程,进一步推导出宇宙的膨胀如何由其物质成分和能量密度决定。这就已经构成了宇宙学理论所能做出的相当一部分预测的基石。

然而,我们能观测到星系、星系团、空洞和网状纤维结构等千姿百态的非均匀结构,我们生活的地球、太阳系也显然并非均匀各向同性。所以我们有必要深究宇宙学原理表述里的“足够大尺度”究竟是多大。

在宇宙学理论中,这些结构是均匀、各向同性背景之上的“扰动”(perturbations),是由宇宙早期的很微小的密度涨落,在其自身引力作用下逐渐增长形成的。我们可以用引力理论来推导出这些涨落的尺度和它们的幅度的关系,也就是说,密度偏离宇宙平均越多,这个结构的尺度就越大 宇宙学扰动在引力作用下增长的产物,由结构形成理论(包括初始功率谱、物质成分、暗能量性质等)来描述。在标准 $\Lambda$CDM 模型下,结合 FLRW 背景与基于暴涨的近标度不变初始扰动谱,理论预测物质分布向统计均匀性过渡的特征尺度大约在 $100\,h^{-1}\text{Mpc}$ 左右,在此尺度以上,密度起伏和各向异性应当显著衰减。

因此,如果在十亿秒差距(Gpc)尺度上仍探测到持续的、显著超出标准模型预测的各向异性结构,其物理含义需要审慎分析。它可能意味着 FLRW 度规本身不再成立(即宇宙学原理被违反);但也可能指向结构形成理论中的问题,例如初始扰动功率谱的形状或振幅与假设不符、暗能量或暗物质的性质需要修正、或者存在尚未被纳入考量的物理机制。无论具体原因如何,这样的观测发现都将对标准宇宙学框架构成严峻挑战。

为了检验这一核心假设,天文学家几十年来持续利用星系红移巡天作为核心工具,绘制宇宙的大尺度结构(Large-Scale Structure)地图。通过精确测量数百万个星系在三维空间中的分布,科学家能够评估宇宙在不同尺度上的统计均匀度。近期,随着最新一代光谱巡天项目——暗能量光谱巡天(DESI)的第一批数据(DESI DR1)公开发布,天文学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超大体积本地宇宙星系地图,也为检验宇宙学原理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观测工具。然而,近期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论文,却在利用 DESI 数据检验宇宙学原理的过程中探测到了令人意外的各向异性信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图1(来自后文将介绍的 Sawala 纠错论文)直观展示了相关分析样本的几何边界与三维分布对比:左面板为 DESI DR1 在极角与赤经坐标面上的星系切片分布,中面板展示了其与 SDSS 巡天在斯隆长城(Sloan Great Wall,位于约 $235\,h^{-1}\text{Mpc}$ 处)区域的重叠(蓝色点为 DESI,黑色点为 SDSS),而右面板则为 Nature 论文中使用的 S2 样本(其坐标系后被证实存在错误,详见第三节)。

图1(来自Sawala纠错论文):DESI巡天切片、SDSS重叠区域(斯隆长城)以及S2样本的空间几何分布对比。左图展示了DESI DR1在极角与赤经坐标面上的星系分布;中图展示了DESI与SDSS在斯隆长城附近的重叠区(蓝色点为DESI,黑色点为SDSS);右图展示了标称直径为600个单位的发表S2样本坐标。
图1(来自Sawala纠错论文):DESI巡天切片、SDSS重叠区域(斯隆长城)以及S2样本的空间几何分布对比。左图展示了DESI DR1在极角与赤经坐标面上的星系分布;中图展示了DESI与SDSS在斯隆长城附近的重叠区(蓝色点为DESI,黑色点为SDSS);右图展示了标称直径为600个单位的发表S2样本坐标。

二、《Nature》文章的主要方法与发现

近期发表于《Nature》的论文 Detection of anisotropic cosmic structures on a gigaparsec scale 报告称,在本地宇宙的星系分布中发现了尺度达到十亿秒差距的持续各向异性结构。

作者使用了一种无参数的统计估计器,即两两距离角分布(ADPD)。该估计器的基本物理原理和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在有一定厚度的准二维星系切片(圆盘状几何体)中,遍历天区内的所有星系对。对于每一对星系,测量它们在投影面上的二维空间距离 $r$,以及连接这两颗星系的连线与投影面内某一参考方向之间的夹角 $\theta$(角度范围在 $0$ 到 $\pi$ 之间)。 其次,在选定的两两距离尺度 $r$ 处(例如考察 $r = 100\,h^{-1}\text{Mpc}$ 的尺度),筛选出所有两两距离接近该尺度的星系对。分析这些特定距离对的夹角 $\theta$ 的统计分布,即可得到在距离 $r$ 下星系对方向的条件概率分布 $p(\theta, r)$。

如果宇宙在统计上是各向同性的,那么对于任意距离 $r$,星系对连线的方向应该是完全随机、无偏好的。这在概率分布上表现为 $p(\theta, r)$ 在各个方向上均相等,呈现为一条平坦的均匀分布直线。而如果在该尺度上存在着沿着某一特定方向延伸的超大尺度纤维状结构或墙状结构,星系对就会倾向于沿着该结构的方向排布,从而在特定的夹角 $\theta$ 附近出现高密度的波峰。

为了将这种偏离量化,ADPD 方法计算了实际角度分布偏离各向同性均匀分布的角度方差 $\sigma_\theta^2(r)$。对于实际观测的有限星系样本,这一角度方差反映了两个层面的贡献:一是由于星系对数量有限而带来的统计涨落(即散粒噪声,shot noise),二是由于星系空间分布不均(密度起伏)带来的真实物理关联。随着分析尺度 $r$ 的增大,在该距离范围内的星系对数量迅速增加,使得散粒噪声引起的随机起伏以约 $1/r$ 的规律衰减。同时,在标准的均匀各向同性宇宙中,随着尺度跨越到非线性区之外,大尺度结构密度起伏随距离退化,真实物理关联也会快速衰减。因此,在满足宇宙学原理的标准宇宙中,角度方差 $\sigma_\theta^2(r)$ 在大尺度上应当随着 $r$ 的增加而收敛至由散粒噪声主导的 $1/r$ 衰减线。任何在大尺度上偏离此衰减趋势并趋于常数平台的现象,都意味着星系对在极大尺度上依然存在方向相干性,即存在宇宙学原理所不允许的持久各向异性。

然而,作者在分析 DESI DR1 亮星系样本(BGS)和亮红星系样本(LRGS)后发现了相反的结果。作者从 BGS 中按绝对星等和距离范围构建了四个体积限定子样本(S1–S4),其中 S2 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包含 36,290 个星系(如图1右面板所示)。在 S2 和 LRGS 样本中,角度方差在 $200\,h^{-1}\text{Mpc}$ 以上直至十亿秒差距(Gpc)尺度上并没有如期衰减,而是趋向于一个常数平台。

在具体的数据呈现上,如图2(即 Nature 论文图1)所示,上排两个面板展示了观测数据:左上面板(a)为 S2 样本中星系的二维切片分布,右上面板(b)为对应的两两距离角分布 $p(\theta, r)$ 概率热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该概率热图在特定角度上存在着纵向的明亮条带(亮脊),这说明星系对的分布表现出非随机的特定指向(即纤维网结构的相干对准)。相比之下,下排两个面板展示了模拟数据:左下面板(c)为具有相同几何和星系数量的 $\Lambda$CDM 模拟切片,右下面板(d)为其对应的 ADPD 热图,显得十分均匀,没有明显的方向偏好。

图2:Nature论文图1,BGS样本与模拟样本的星系二维分布及对应的ADPD概率分布热图对比。左上(a)为S2星系切片实际分布,右上(b)为其实际ADPD热图,垂直条带(亮脊)表示存在特定方向的对准;左下(c)和右下(d)分别为标准模拟样本的切片与对应ADPD热图,表现出各向同性均匀特征。
图2:Nature论文图1,BGS样本与模拟样本的星系二维分布及对应的ADPD概率分布热图对比。左上(a)为S2星系切片实际分布,右上(b)为其实际ADPD热图,垂直条带(亮脊)表示存在特定方向的对准;左下(c)和右下(d)分别为标准模拟样本的切片与对应ADPD热图,表现出各向同性均匀特征。

这一各向异性偏离在角度方差的测量中表现得更加直观。如图3(即 Nature 论文图3)所示,无论是亮星系样本 S2(a)还是亮红星系样本(b),真实的观测数据角度方差 $\sigma_\theta^2(r)$(黑点及自举误差棒)在 $200\,h^{-1}\text{Mpc}$ 之后的较大尺度上,均显著高于各向同性的泊松分布均值(红线及红色阴影带)以及标准宇宙学模拟 mock 样本均值(蓝线及蓝色阴影带),呈现出难以用散粒噪声或标准物质成团解释的恒定常数平台。为了定量评估这一偏离的统计显著性,作者进一步构建了二次统计量 $\mathcal{T}$(即 Nature 论文图4),衡量观测数据与 330 个 $\Lambda$CDM mock 样本之间的协方差加权距离。结果显示,对于 S2 样本,330 个 mock 中无一能再现观测到的偏离程度,对应概率小于 $3 \times 10^{-3}$,保守显著性超过 $3.4\sigma$;若采用参数化近似(高斯或对数正态),显著性甚至超过 $5\sigma$。作者正是依据图2、图3以及这一定量检验,得出结论称大尺度宇宙各向异性的探测信号具有高度显著性,直接挑战了宇宙学原理。

图3:Nature论文图3,不同距离尺度下角度方差的测量与对比。左图(a)展示亮星系样本S2,右图(b)展示亮红星系样本。黑点(带自举误差棒)为观测数据,红线(与红色阴影)代表泊松随机模型预测的各向同性基准,蓝线(与蓝色阴影)代表标准宇宙学模拟。观测数据在200 Mpc/h以上尺度保持在常数平台区,显著高于理论预期。
图3:Nature论文图3,不同距离尺度下角度方差的测量与对比。左图(a)展示亮星系样本S2,右图(b)展示亮红星系样本。黑点(带自举误差棒)为观测数据,红线(与红色阴影)代表泊松随机模型预测的各向同性基准,蓝线(与蓝色阴影)代表标准宇宙学模拟。观测数据在200 Mpc/h以上尺度保持在常数平台区,显著高于理论预期。

三、《arXiv》文章指出的坐标计算错误

在《Nature》文章发表仅一周后,赫尔辛基大学的 Till Sawala 发表了评论预印本 paper.tex,指出上述论文中宣称的十亿秒差距尺度宇宙各向异性异常,很可能起源于星表预处理阶段的一个系统性坐标计算错误(原文措辞为 “plausibly explained by a distance error”,即”可以合理地归因于一个距离错误”)。

这一坐标错误源于对宇宙学中不同距离定义的混淆。在膨胀的宇宙中,确定天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有多种定义,最常用的是共动距离与光度距离:

  • 共动距离(Comoving Distance, $\chi$):排除了宇宙膨胀的影响,是在研究大尺度物质成团性质和物理动力学时所使用的真实距离,通常以 $h^{-1}\text{Mpc}$ 为单位,以消除哈勃常数的不确定性。
  • 光度距离(Luminosity Distance, $d_L$):则是根据天体视亮度衰减定义的距离。由于光子能量红移和退行膨胀导致的接收率降低,光度距离在数值上比共动距离要大。
  • 二者的转换公式:在标准的 FLRW 宇宙中,共动距离与光度距离的换算关系定义为: \(\chi(z) [h^{-1}\text{Mpc}] = \frac{h}{1+z} d_L(z) [\text{Mpc}]\) 如果混淆了这两个定义,忽略了红移演化因子 $\frac{h}{1+z}$,就会在三维坐标中引入与红移相关的非线性拉伸和比例放大,导致错误的尺度解析。

在构建 S2 样本坐标系时,作者错误地将以 $\text{Mpc}$ 为单位的光度距离直接等同于以 $h^{-1}\text{Mpc}$ 为单位的共动距离(即假定 $\chi \approx d_L$)。由于忽略了 $\frac{h}{1+z}$ 的比例转换因子,所构建的三维笛卡尔坐标产生了严重的系统性畸变。在红移为零处,空间尺度被放大了约 $1.47$ 倍;在红移 $z \approx 0.08$ 处的斯隆长城(Sloan Great Wall)附近,放大因子达到 $1.59$;而在巡天边缘的 $z \approx 0.24$ 处,该放大因子达到了 $1.82$。对于被分析的 S2 区域,放大因子在 $1.50$ 至 $1.68$ 之间变化。

图4直观展示了这一距离坐标换算错误带来的空间拉伸与几何形变效应。对比图4的左面板(发表的 S2 坐标数据)和中面板(人为引入相同距离公式错误的 DESI 重建数据),两者在空间范围和结构形态上几乎完全重合,从而确证了 Nature 论文中存在的坐标计算问题。而当观察图4右面板中采用正确共动坐标投影下的相同 DESI 样本时,可以清晰地看出,原本结构紧凑、呈圆形的空间分布,在错误坐标中(中面板)被非线性地沿视线方向(即偏离原点的径向方向)向外拉伸,使同心圆标记跨度显著放大,从而人为制造了虚假的发散型各向异性特征。

图4:坐标计算错误对星系分布产生的非线性拉伸与形变效应。左图为Sylos Labini等人发表的S2样本坐标;中图为采用错误距离转换公式(光度距离等同于共动距离)重新投影的DESI样本;右图为采用正确共动坐标投影的相同DESI星系样本。图中粉色同心圆的半径间隔为50个单位。
图4:坐标计算错误对星系分布产生的非线性拉伸与形变效应。左图为Sylos Labini等人发表的S2样本坐标;中图为采用错误距离转换公式(光度距离等同于共动距离)重新投影的DESI样本;右图为采用正确共动坐标投影的相同DESI星系样本。图中粉色同心圆的半径间隔为50个单位。

这种不均匀的拉伸不仅在视线方向上人为放大了空间尺度,还因为放大因子随红移的非线性变化而扭曲了星系的空间分布,引入了虚假的各向异性特征。更严重的是,由于标准宇宙学中星系成团的强度具有尺度依赖性,小物理尺度上的密度起伏和固有各向异性涨落要远大于大物理尺度。Sawala 指出,由于上述距离错误,S2 样本沿视线方向标称的 600 Mpc 范围实际上仅对应约 $350\,h^{-1}\text{Mpc}$ 的共动距离(即圆柱体视线方向半范围约 $175\,h^{-1}\text{Mpc}$),而作者却将其与标称半径为 $300\,h^{-1}\text{Mpc}$ 的模拟 mock 样本进行了对比。这种尺度错配直接导致观测数据中的各向异性强度显著超标,产生了违反宇宙学原理的虚假结论。

此外,在进行对比分析时,还必须考虑红移空间畸变(Redshift-Space Distortions, RSD)的影响。在光谱巡天中,我们通过测量星系的红移来推算其退行速度,进而得出距离。但星系还受到局部引力场影响产生本动速度,这会导致推导出的红移空间距离偏离其真实的共动距离。RSD 包含两种效应:小尺度上由随机本动导致的视线方向拉伸(“上帝之指”效应),以及大尺度上相干坍缩产生的视线方向压缩(“凯泽”效应)。RSD 会在视线方向打破空间对称性,引入非物理的各向异性。因此,若要进行公正的对比,模拟样本必须同样包含 RSD 效应。

当 Sawala 采用正确的共动坐标对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并与基于 FLAMINGO 宇宙学水动力学模拟、考虑了红移空间畸变(RSD)的 mock 样本进行等物理尺度对比时,观测与标准模型的预测在所有尺度上完全吻合。

这种尺度错配对功率谱分析的误导,可以在图5中得到清晰的定量体现。在图5中,黑色长虚线代表基于错误坐标算得的 S2 二维功率谱,其低波数值(大尺度端)的成团强度显著超出了标准模型的理论上限。然而,当采用正确的共动坐标重建数据后,真实的 DESI 功率谱(图5中黑色细虚线)整体大幅下移,并与基于标准 $\Lambda$CDM 模型的 FLAMINGO 宇宙学水动力学模拟预测的中位数(粉色实线)及一标准差(1σ)置信区间(粉色阴影带)完全重合,偏离信号彻底消失。

图5:DESI观测数据与FLAMINGO数值模拟的功率谱对比。黑色长虚线展示了采用错误坐标的S2样本在标称尺度下的二维功率谱,在大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偏离(各向异性信号超标);细虚线展示了修正坐标后的真实DESI DR1样本二维功率谱;蓝色和粉色曲线分别展示了FLAMINGO模拟在真实空间和红移空间中的中位数二维功率谱,带状区域为对应的一标准差(1σ)范围。采用正确坐标后,观测数据与包含红移空间畸变的模拟预测在所有尺度上均吻合。
图5:DESI观测数据与FLAMINGO数值模拟的功率谱对比。黑色长虚线展示了采用错误坐标的S2样本在标称尺度下的二维功率谱,在大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偏离(各向异性信号超标);细虚线展示了修正坐标后的真实DESI DR1样本二维功率谱;蓝色和粉色曲线分别展示了FLAMINGO模拟在真实空间和红移空间中的中位数二维功率谱,带状区域为对应的一标准差(1σ)范围。采用正确坐标后,观测数据与包含红移空间畸变的模拟预测在所有尺度上均吻合。

为了进一步从视觉上验证这种符合性,图6展示了采用正确坐标的真实 DESI DR1 星系投影切片(左上面板)与来自 FLAMINGO 模拟中 17 个等物理尺寸、等数量且包含红移空间畸变(RSD)的 mock 样本投影图的直观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真实宇宙的星系分布特征以及长纤维结构,完全落在标准宇宙学模拟所能产生的正常涨落范围内,并不存在任何统计学上的显著各向异性异常。

图6:采用正确共动坐标的DESI DR1星系切片(左上)与来自FLAMINGO水动力学宇宙学模拟的 17 个几何匹配模拟样本在红移空间中的二维投影对比。两者在视觉成团形态和几何结构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图6:采用正确共动坐标的DESI DR1星系切片(左上)与来自FLAMINGO水动力学宇宙学模拟的 17 个几何匹配模拟样本在红移空间中的二维投影对比。两者在视觉成团形态和几何结构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四、同行评议过程与未发现该错误的原因分析

根据 Nature 公布的同行评议文件 peer_review.pdf,该论文经历了两个轮次的同行评审(Version 0 和 Version 1)。在首轮评审中,两位审稿人对使用新统计方法探测各向异性均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也对观测结果的统计稳健性提出了多项核心质疑。

具体而言,第一位审稿人(Reviewer 1)主要关注统计显著性与巡天系统误差的控制。他指出,在未与各向同性的随机“控制星表”以及符合标准 $\Lambda$CDM 模型且带有巡天几何遮罩的 N 体模拟星表进行定量对比前,无法确认所观测到的各向异性信号是否源自天区几何形状、选择效应或切片投影本身带来的假象。此外,他还指出原始手稿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统计不确定度(如误差棒、置信区间或 p 值),导致“各向异性显著超标”这一断言缺乏定量的统计学支撑。

第二位审稿人(Reviewer 2)则侧重于具体物理效应以及模拟验证。他提出的最核心物理问题是红移空间畸变(RSD)对测量的干扰。由于本动速度引起的 Finger-of-God 和 Kaiser 效应只沿观测视线方向发生,会破缺空间的球对称性,因此审稿人质问作者为何在分析中对此完全没有讨论,且要求量化其对径向 ADPD 统计值的影响。此外,他还建议作者将该方法应用于公开的宇宙学数值模拟(如 Illustris 或 TNG)中以检验其表现,并要求解释角度方差在极小尺度下符合各向同性泊松随机分布的原因。

在二轮回复中,作者针对上述意见补充了大量的数值测试。他们构建了无关联的泊松随机星表以控制天区几何效应,并利用一个 $L = 2000\,h^{-1}\text{Mpc}$ 的 N 体模拟生成了 330 个包含几何遮罩和 RSD 效应的 mock 星表。通过定量对比,作者指出大尺度上的各向异性信号在保守的非参数评估下超过 $3.4\sigma$(对于 S2 样本,330 个 mock 中无一能再现观测偏离),在参数化近似下甚至超过 $5\sigma$。作者还展示了在模拟中 RSD 的大尺度效应非常微弱,因而通过了审稿人的质询,最终获得了发表。

然而,在这看似严密且良性的两轮评议过程中,审稿人却完全未能及时发现数据集中最底层的共动距离计算公式错误。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评审关注点的偏离。两位审稿人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评估 ADPD 统计估计器本身的统计学性质上,重点对边界效应、天区选择、不确定度估计以及是否进行了充分的模拟对比提出质询,从而在无意中默认了作者最底层的基础几何距离转换是正确的。

其次是错误的遗传性与隐蔽性。构建 S2 数据样本的具体坐标算法并非本篇 Nature 论文的直接工作,而是继承自作者此前已发表的一篇数据处理前作。审稿人在评审过程中,通常会默认前作已验证通过的数据预处理方法无误,极少会追溯引用文献去重新推导底层的转换代码。

此外,同行评议并不包含独立代码复现的环节。审稿人主要对论文的物理逻辑进行合理性判断,无法下载 DESI 的原始海量星表来独立编写代码重现作者的整个数据链路。

最后,作者在答复审稿人关于与模拟样本对比的质询时,由于自身也没有意识到坐标拉伸的问题,在对比时沿用了错误的尺度映射,导致向审稿人展示的图表依然呈现出明显的超标各向异性信号,从而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最终获得了发表。


五、总结与启示

此次宇宙各向异性论战揭示了现代精密宇宙学研究中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基础数据链条验证的重要性。随着天文学进入海量数据巡天时代,科学结论的得出依赖于复杂的数据预处理和坐标转换流水线。最底层的距离转换公式一旦出现失误,即使后续采用再精密、再先进的无参数统计方法,也无法挽回错误,甚至会因为高灵敏度而放大底层错误,得出与物理实际相反的结论。因此对最基础距离公式的独立交叉检验应当是所有高级统计分析的前提。

二是开源数据与预印本的修正价值。本事件表明,天文学界能够在 Nature 文章发表仅一周内(6月24日发表,7月1日贴出纠错预印本)指出其系统性坐标错误,完全依赖于 DESI 数据及 FLAMINGO数值模拟的公开共享,以及 arXiv 预印本平台的高效交流和作者在 GitHub 上开源分析代码的举措。这种透明性确保了科学发现能够接受同行的快速交叉检验和修正。